开云体育全站:“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格局是怎样形成的？

  “文革”前，在层，一度形成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的领导集体格局，这个格局是对历史上五大书记格局的演进和发展，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其中的成员不仅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在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革岁月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毋庸置疑，这个领导集体成员中后来也出现了如那样的异类。本文结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央会）的设立和演变过程以及等七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任职情况，披露“毛刘周朱陈林邓”格局的形成过程及前前后后的相关情况。

  在建党之初，由于党员与地方组织数量都比较少，中央机关设置也最简单，并未设立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四大后，全国革命形势快速地发展。到1927年4月，党员数量已达到57000余人。随后的5月，五大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正式设立中央政治局，并首次设立中央会。五大后修改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处理党的日常事务”。

  在五届一中全会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后又增补瞿秋白、谭平山）当选为中央（参见《中国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陈独秀继续被选为中央。在“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人中，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部长；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时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朱德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并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陈云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支部干事兼发行所分支部书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连长；时在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所属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处长，并任校党组织书记。

  1927年7月，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临时中央会，周恩来被任命为临时中央。周恩来能够说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人中进入中央（含临时中央）会的第一人。毕竟，临时机构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正式批准，在当时是合法有效的。南昌起义失败后，在“八七会议”上组成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周恩来被排斥出核心领导层，仅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重新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会由向忠发、苏兆征、周恩来、项英、蔡和森等五名正式成员和李立三、杨殷、徐锡根等三名候补成员共八人组成。向忠发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会主席。在“毛刘周朱陈林邓”的其他成员中，当选为中央委员，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他和朱德、等正在井冈山从事武装斗争；时任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中央审查委员会履行原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职责，由于六大过分强调“指导机关之工人化”，未能当选中央委员；朱德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陈云在家乡江苏省青浦县从事农民暴动，时任松（江）青（浦）金（山）县委负责人；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二十八团营长；六大召开时，李、任弼时留守上海，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作为中央秘书长，协助李、任弼时处理留守中央日常工作。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扩大）在上海召开。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王明（后补入）。9月，王明随米夫赴苏联前，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卢福坦为常委。陈云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兼任中央特科书记。1932年3月后陈云为临时中央，兼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是在“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人中，第二位担任中央（含临时中央）的领导人。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会上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全会选出了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央书记处（实际即是中央会），推举由博古主持工作，负总责。全会选出的书记处成员有多种版本。依据《中国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的资料，包括秦邦宪（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陈云、陈绍禹（王明，在苏联）、张国焘（在川陕苏区）、项英等七人。六届五中全会设立的中央书记处的职权相当于五大、六大产生的中央会。那时候通常把中央书记处和中央会混用,其成员有时称书记,有时称常委。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为中央（即中央书记处书记）。至此，周恩来、陈云、三人进入了核心领导层——中央会。在“毛刘周朱陈林邓”的其他成员中，朱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任中央秘书长。客观地讲，此时所担任的中央秘书长和1928年左右的那次所担任的中央秘书长一职，从职责、规格等方面来看，和建国后他第三次担任的中央秘书长一职还是有较大的区别。

  遵义会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是中国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6月16日，在陕北的中央书记处致电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称“现时中央集中的组织，政治局：洛甫、恩来、博古、泽东、邓发、凯丰、稼祥、仲丹（张浩、林育英）、德怀。常委：洛甫（书记）、恩来、博古、泽东四人”。此时，中央会（中央书记处）成员中，陈云于长征途中被派赴苏联，王明早已在苏联，张国焘随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项英留中央苏区。同年12月初，张国焘、朱德、任弼时等抵达保安，同中央会合。此后，在延安的中央（中央书记处书记）包括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博古，由张闻天负总责，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会工作。

  1937年11月，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受共产国际的派遣乘机到达延安。驻新疆代表陈云同机到达。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在“十二月会议”上,重新明确中央由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等九人组成。还决定增补王明、康生和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前排左起：项英、何凯丰、王明、陈云、；后排左起：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张国焘、林伯渠、秦邦宪、周恩来、。

  同时，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新按照六大的党章规定，在中央政治局下设有会，作为在中央政治局闭会期间“进行日常工作”的领导机关。但同时又存在着在中央政治局下的中央书记处，组成人员又均是中央常委。此时的中央将中央书记处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视为“一套人马的两块招牌”，在名称上仍时常混用。此后，既有中央会，又有中央书记处，机构并存，人员多有重合。不过，这种二位一体的机构在形式上还是“内外有别”，从修订后的《张闻天年谱（上）》（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显示：中央会进行会议和决策，对外发布则多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这种书记处、常委会混用称谓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中央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彭德怀、、周恩来、张闻天。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性质、任务、职权、纪律等的决议。《决定》中提出用“中央书记处”取代了六大党章规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为：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全会期间，张闻天曾诚恳地提出，应“推举同志为中央”。但当时经过全面考虑，不主张提这样的一个问题。会后，张闻天开始“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住的窑洞移到杨家岭的住处。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调整精简中央机构，并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分工。《决定》明确：中央政治局负责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领导整个党的工作，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中央书记处则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负责组织政治局决议的执行并检查其执行情况，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

  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还作出重要人事安排，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任弼时三人组成，主席为。书记处会议不固定，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样，就第一次在组织形式上成为中国领导集体中的第一把手。同时，第一次进入第一代集体的核心层。以这次组织调整为标志，曾作为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以及王明等正式离开中央书记处。

  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期长达11个月。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央书记处的提议，选出、朱德、、任弼时、周恩来等五人组成主席团，为主席团主席。主席团在全会期间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和七大的筹备工作，原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履行职权。五人主席团也能说是形成了后来“五大书记”的雏形，只是排列顺序有所不同。

  ◆1945年4月至6月，七大在延安召开。和周恩来、、朱德在主席台上。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七大在延安召开。会议通过的党章取消了有关中央会的设置而代之以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的产生办法及地位、职能第一次从党章上得到明确。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在随后举行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出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即、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会议同时选举、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历史上被称为“五大书记”。此次会议还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在“毛刘周朱陈林邓”的其他成员中，陈云排在非中央书记处成员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第一位，不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因身体原因，他一直处于休养半休养状态，先后由陈光、罗荣桓代理师长）、抗大总校校长（代）；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主持在华北的八路军总部工作。至此，“毛刘周朱陈林邓”等七人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七大后,中央书记处实际上起着中央最高领导和决策机构的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八大。解放战争时期，以为首的中央书记处领导全党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建国以后,又继续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圆满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各项工作和任务。

  建国初期，中央书记处进行一些人员更替和补充。任弼时从1949年4月起就因病休养，后又赴苏联治病。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批准陈云代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任弼时逝世后，陈云正式递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最高层仍然保持“五大书记”的格局。而这“五大书记”，就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中的前五人，不过排名顺序上还略有区别。

  作为已夺取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异常繁重。为适应新形势下的中央日常工作需要，1954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秘书长工作会议，代中央处理日常工作，以减轻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负担，担任中央秘书长。1955年4月4日，七届五中全会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至此，“毛刘周朱陈林邓”等七人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1956年9月，八大对党的组织和领导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重新设立中央会替代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也能够说是把原中央书记处改为中央会。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都成为新的中央会成员。

  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六人组成中央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八届中央政治局的排名相当靠前，仅次于六位中央，排在非常委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位。八大实际上已确立了“毛刘周朱陈林邓”领导集体的基本格局。

  从较好发扬党内民主的八大选举看，“毛刘周朱陈林邓”等七人也得到全党的充分认可，他们均排在中央委员得票的前九位。中央委员得票前九位的另两人为延安“五老”中的“两老”：林伯渠、董必武。首次进入中央会的更是得到全党的高度认可，他在八届中央委员选举中，得票由七大选举时的第二十八位上升到第四位，仅次于、、林伯渠，排在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人之前。

  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由于身体等方面的原因，虽然他在十位元帅中是最年轻的，但一直比较消沉。从1958年起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由于身体健康情况有所好转，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同年5月，他参加八届五中全会，被增选为中央和中央副主席。至此，由、、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七人组成中央会。以八届五中全会为标志，“毛刘周朱陈林邓”领导集体的格局正式形成。

  ◆1961年1月，在北京主持召开八届九中全会。主席台左起：陈云、周恩来、、、朱德、。

  在“毛刘周朱陈林邓”的领导集体格局存续期间，是一个艰苦创业、艰难探索的年代。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历尽艰辛曲折后，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共有七千多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在党中央集体的领导下，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起到了团结和动员全党齐心协力为战胜严重困难而斗争的巨大作用。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全面发动的标志。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根据的提议，全会改组了机构，选举、、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等十一人为中央，名列第二位。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被宣布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事调整，也意味“毛刘周朱陈林邓”的领导集体格局的终结。

  1969年11月12日，历经屈辱，病逝于开封；1971年9月13日，出逃苏联，于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1976年1月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周恩来、朱德、等三人先后不幸离世。

  粉碎“”后，“毛刘周朱陈林邓”中只有和陈云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们俩默契配合，相互合作，同心协力，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互相支持，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向前发展。